十五歲的少年麥克,與三十六歲的女子漢娜意外相識。熱戀持續不久,漢娜便突然消失,八年後的重逢卻在法庭。麥克轉眼已是法學院的研究生,而漢娜竟是涉入納粹暴行的嫌犯。

這個少年讓人同情。

他無法在那種千夫所指的場合中作證她的文盲,作證漢娜不可能是作出決策、寫出報告的主謀。一介大學生,誰敢在那樣的年代、那樣的時間點挺身而出?良心上簡單不過,行為上難如登天。不利的證詞,加上同僚栽贓,漢娜最後被判處無期徒刑。

再見面,又隔了二十多年,漢娜即將假釋。麥克應典獄長之請,到獄中探望漢娜。這時的麥克知道:他已無法再愛她。肉體不愛,心靈也不愛。怎麼可能再愛?怎麼有能力再愛?當年不告而別的傷痕早已結痂、她在集中營的作為牴觸了他的善惡判斷、她身體散發著老人而非女人的氣味。還有,他糾纏在這個令他不安的網籮裡太久了!一段再美好的夏日戀情,也築不起這麼大的感情基礎來承擔這一切!最悲哀的,是他無法去愛又無法啟齒。矛盾的心思,使他單單把漢娜視為數十年不見的老朋友擁抱一下、或講幾句「都過去了」「準備重新生活」之類的安慰話也說不出。

他沒說什麼,卻什麼都說了。所以會面結束,漢娜等於死了。她本是文盲,因為麥克不斷的寄錄音帶,不斷朗讀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,她開始識字、寫字、寫信給麥克。她在乎麥克、等待著麥克的回音。麥克卻從未回她一個字、一封信,只是持續的寄錄音帶。當自己只是別人的負擔,活著的意義是什麼?當世界與我無關,活著的意義是什麼?

唯一讓人費解的,是漢娜的目不識丁,為何成為她要絕對捍衛的秘密?早年她在西門子工廠、戰後在電車公司的工作,都是一獲拔擢,就怕人發覺她不識字而棄職。後來法庭上,當審判長諭令要取筆跡時,漢娜立刻放棄了從頭到尾不肯受誣的抗辯意志。文盲與罪犯之間,她寧可賭上生命、選擇後者。究竟為了什麼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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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前半段,細膩交代了兩人之間的情愛。對青春易感的少年,漢娜的闖入是這麼震撼、吸引是這麼巨大、滋味是這麼甜美,導致日後情隨事遷,格外變得不堪。這是命運的擺佈、還是自造的惡果?導演沒有給答案,或許也沒有答案。不過他憐憫而客觀的,說明了他先前與家人、婚後與女兒之間的疏離關係。同時,他以三個人來代表麥克的救贖。

第一個是法學院的老教授。漢娜判刑之前,麥克支支吾吾的去請問教授。教授問他:你向漢娜談過嗎?麥克說「當然沒有」。教授反問:為什麼「當然沒有」?他說他作不到。教授當頭棒喝:「你怎麼想一點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怎麼作。如果連你這樣的人都無法從我這輩人的遭遇中學到什麼,那麼學習的一切有何意義?」教授說完,他決定去見漢娜,但卻在最後一刻反悔。

第二個是他的母親。漢娜入獄十年,麥克結婚而又決定離婚,他母親憂心他的不快樂。麥克決定面對漢娜,開始給她寄錄音帶,因為那是漢娜喜愛的、也是麥克覺得唯一能替她作的。然而,就僅止於寄錄音帶。他像是偷偷躲在一角,朗讀、錄音、卻連回信都不敢。他保留每一封漢娜寫給他的信,但絕不肯見這個人。

麥克的懦弱,加重了他對漢娜的虧欠,分裂了他的理智與情感。為什麼不敢承認愛過?那份愛,與漢娜、納粹連在一起的罪狀不是無關的嗎?他的正義感譴責了漢娜,進而也譴責了他對漢娜的愛,至少是曾經依戀在她身上的那層親密關係—依戀在一同洗浴、與她作愛、為她朗讀,一切一切由她引領、賜予的對肉體與心智的覺醒。整段記憶變得骯髒、羞辱,卻無法從腦海中刪除。他逃避愛過她、受不了她背棄的事實,逃避他沒有膽量為她澄清,逃避他沒有膽量告訴她該向納粹受害者懺悔。所有的逃避攪在一起,愈積愈多、愈重、愈麻木、最後連對她說聲「謝謝」「對不起」都遺忘了。

第三個是當年教堂火災倖存者的女兒。漢娜死後,麥克依遺囑帶了錢來見她。當麥克表明來意,破破碎碎的說起與漢娜的事。這位女兒不耐煩了,她直接問:「為什麼你不從講真話開始,至少是開始?你們之間友情的本質是什麼?」「你想要什麼?對她的寬恕?還是你只想要自己好過點?」麥克完全愣住。他終於坦白,懂了,卻遲了。

麥克與漢娜,都是敏感內向不善溝通,就像幾何上的兩條直線,錯過了一次交點,下一次便在無限遠。

人生的無限遠。

英文片名 The Reader
出品年代 2008年
故事地點 德國、美國
導演 Stephen Daldry

〔附註一〕電影主線,是少年的虧欠(或者就說是贖罪)。副線,是在反省納粹歷史中的「集體犯罪」。戰後德國的新生代,想追究是誰把狂妄的納粹扶上去的?沒有人民的歌功頌德,統治者哪能興風作浪?這就是劇中另一位研究生的意見。他認為戰時的集中營不知凡幾,盡人皆知。師長知道,父母親知道,每個人都知道,只是大家默許。漢娜這些擔任納粹看門警衛的人,只是剛好被抓到的倒楣鬼,碰巧有人倖存,又碰巧有人認罪。但其他沒抓到的呢?還有其他不在納粹組織體系裡的旁觀者呢?因而他批評整件事,就是一場轉移注意的騙局。

這是深刻的反省。但這樣勢必株連整個官僚組織、以及與之共生共榮的「賢達名流」「意見領袖」。這姑息的共犯結構之中誰有罪?誰無辜?有罪無辜之間,表面上是在追查人的自由意志與國家集體意志的分際,實際上,必然出現「拍得到蒼蠅、打不到老虎」的訴訟結果。就像台灣早年的白色恐怖中,警備總部的存在人人皆知。但除了總部裡的爪牙,社會上有多少人是在高喊愛國口號中、憤怒的想將「叛國賊」置之死地?追出一小撮人定罪,事小;整個社會的發心反省,事大。

〔附註二〕倖存者的女兒拒絕了漢娜的錢。她認為,收錢意味著赦免。而赦免,是她不願意作,也沒有立場作的事。於是她退還了錢,要麥克自己去捐給猶太組織,她則保留了漢娜生前裝錢的鐵盒子。

〔附註三〕在龍應台《大江大海》(2009年,天下雜誌出版社)的書中,有關台灣少年遠赴婆羅洲擔任「戰俘營監視員」之事,相當接近片中納粹警衛的角色。其中柯景星、蔡新宗等人同樣經歷了戰後的審判,被控殺害俘虜。在他們的回憶中,也留下了「這是天要殺你,不是我要殺你」「戰敗的都有戰犯,戰勝的就沒有戰犯嗎」的無奈、不平,可與這部電影並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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