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國慶,是台灣司法永遠抹不去的血漬。

誤判,並不稀奇,也很難責難。稀奇的,必須責難的,是這樣人命關天的案子,是怎麼樣層層通過司法體系、或說是軍法體系內防止誤判的機制。

《中國時報》2011年2月1日的社論問得很清楚:

「我們試著回想一下,在空軍作戰司令部處理女童命案的過程中,自從鎖定江國慶之後,其實有過好幾次機會可以稍為停下來仔細思索: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抓錯人了?江國慶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被冤枉的?特別是當時參與、執行刑求的反情報總隊人員,心裡難道會不清楚江國慶的自白是怎麼形成的嗎?

為什麼當有人坦言自己是凶手時,軍方不理;一直喊冤說人不是他殺的人,空軍作戰司令部卻無論如何就是要定他的罪呢?為什麼國防部都已要求撤銷判決發回更審,空軍作戰司令部還是堅持要由原來的軍法官審理,然後以最快速度執行槍決,讓一切毫無挽回機會?為什麼?是不是其實空軍作戰司令部也並不關心真相是什麼?不關心到底是誰犯下了這樁令人髮指的案子?他們更關心的是怎樣可以趕快向長官交代,比起人命關天,他們更關心怎樣可以趕快結案領賞。一旦發現錯誤,又擔心刑求逼供等過程被掀開來,會讓人官位不保,因此索性對真相掩面不看、掩耳不聽,企圖隱藏起來,能藏多久就藏多久。」

不能為了一個人的清白,讓國軍的尊嚴掃地!讓本官的尊嚴掃地!

就是這樣的心理,讓軍方速偵速審,並在兩個月內速決。江國慶被槍決時年僅二十一歲,至今冤沉十五年。

當代台灣,還有比這個更草菅人命的事嗎?這個案件,不會只是司法程序的問題,更多的是國軍將領的職守與良心問題。司法程序,就算規劃的再怎麼完備、再怎麼縝密,各層級的關防圖章仍舊可以一顆一顆的蓋上去。中尉、上尉、少校、上校、少將、中將、上將,這一串貼在被害人家中的「狗官名單」,可能還自我寬恕的認為自己只不過是犯錯、或疏忽、或不作為了一小點一丁點而已。「狗官」們像癌細胞一樣的互相攀援、互相蔓延、互相貢獻一點毒素,最後人死了,誰又能挑出是哪一個癌細胞的錯呢?只要東窗不事發,共犯結構比玉山、阿里山還威嚴、還穩固。

刑訊逼供,真是人類最野蠻的行為之一。是怎麼樣的刑求,會使一個沒有犯案的人坦承犯下殘虐女童的死罪?刑求者,加諸他人肉體上與精神上的痛楚。他們深知人性的弱點,深知人類體能與意志的極限,深知再堅強的人都有突破心防的入口。我想,換作是當今的總統或國防部長落到他們手中,以其平日養尊處優的本事,大概不用一天就會簽下「女孩是我殺的」的自白書。

縱使有一天,江國慶的罪名平反了,人生卻不能平反,他爸爸與媽媽的人生也永遠不能平反。我無法不聯想到《以父之名》裡,那份父親對孩子無條件的愛。孩子無辜,父親更無辜,但父親只記得孩子的無辜。

電影的劇情是根據英國司法史上著名的「基爾福四人案」(Guildford Four)改編,也是一場冤獄,也是冤沉十五年,也是當事人的老父親含恨而死。孩子成了國家的罪人,相信孩子,等於與整個國家為敵。可是孩子只有他一線希望。老爸爸默默承受,犧牲了一切,鍥而不捨的要救出兒子。而這個案子比江國慶幸運的,是當事人最終無罪開釋,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法院,然後嘶喊著對父親的感念。

28以父之名2

《以父之名》中,英國因爆炸案而民情沸騰,又混雜了英格蘭和北愛爾蘭的族群問題,造成了警方限期破案的壓力。那位衣冠楚楚的資深警官,於是決定逼供,索性冤死一群人。因為拖著案,高層長官必以「查辦不力」將其調職以求自保。破了案,自然平步青雲。爬了一輩子的前途,絕不能栽在這個關節上。於是他藉用反北愛爾蘭共和軍的羈押法律,將當事人逕行拘留七天。七天之內,順利取得認罪自白。

江國慶案如出一轍。當時的空軍作戰部司令陳肇敏藉故將他禁閉二十一天。二十一天哪,誰能挺得住二十一天的黑牢審訊?他的青春、他所有人生的夢想、他誓作厲鬼的咒怨,隨即在幾聲槍響中通通化作一灘血水。

電影最後的字幕敘述:「當事人雖然平反,但涉案警察無一受到起訴。」這其中的原因,導演沒有進一步交代,但可想而知,刑求的舉證該有多麼困難?同樣的,台灣在幾個月之後,即便江國慶案獲得平反,即便媒體與人權團體憤怒的要追究到底,所有涉案的將校軍官也不難暫避風頭、然後記者會上向全國人民致上深深一鞠躬之後全身而退。因為舉證之所在,敗訴之所在。

除了禱告自己的孩子別撞在這幫人手上,天知道還能怎麼辦?只是,到底在國軍部隊裡待多久,就能在放著自己闔家歡照片的辦公室裡,狠下心讓別人家破人亡?

英文片名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
出品年代 1993年
故事地點 愛爾蘭
導演 Jim Sherid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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