托馬斯是個傑出的外科醫生,十足的風流胚子,很得女人緣,他也樂在其中。然而意外邂逅的特麗莎改變了他,兩人同居,然後結婚。不久,蘇聯為了防堵捷克的政治改革而大肆出兵,控制了政權。托馬斯帶著特麗莎逃往瑞士,但隨後又雙雙回到布拉格。返國後,托馬斯因不見容於當局而遭整肅,兩人避居農村。最後因車禍而喪生。

與托馬斯往來的女人中,最了解他的是畫家薩賓娜。某次,他說到「決不與床上女人過夜」的原則時,薩賓娜便問:「你怕女人嗎?」托馬斯想都沒想就承認了。薩賓娜笑著說:

「我真喜歡你,你毫不媚俗。在媚俗的王國裡,你是個魔鬼。」

這段話有點意思。為什麼「決不與床上女人過夜」,就能推論出「毫不媚俗」呢?

因為托馬斯清楚他要的。他要性,只要性。他對臂膀下的女人怎麼笑、怎麼喘、怎麼哼,很感興味,彷彿女人就是在這瞬間才會敞開的神秘生物。可是當性高潮一退,他就停止了,結束了。他忠於這種感覺,無法多留一分鐘,連溫柔抱著睡覺都假不來。想要就要,不想要就不要,決不偽裝,決不討好女人,薩賓娜因而說他真。這一點,可以和後來愛上薩賓娜的弗蘭茨對比。弗蘭茨是已婚的大學教授,經常與她幽會。但弗蘭茨堅持作愛只能到外地。他說日內瓦是屬於妻子的,在本地作愛是對妳我她三個人的侮辱。單從心思上來看,托馬斯坦蕩,而弗蘭茨顯得遮掩。

布拉格的春天 1

♦承擔他人的愛

特麗莎是小鎮餐館的服務生,天真、純情。在托馬斯眼中,她不同於其他女人,因而他居然會不經意的在她身邊睡著。她熱戀著他,毫無保留,如同滿樹的綠葉在迎風中交響著新生的悅音。就連睡夢裡,她的手也總是緊緊握著他,幾近頑強。這讓托馬斯從心底的感到震驚,他感覺到愛,這是個還在茫茫中就以靈魂相托、視他為生命伴侶的女孩。於是,願意承擔他人的愛首次湧現了。這是有別於性的愛,像是呵護弱者的一種憐惜之愛、英雄之愛,也像是回報她的感激之愛。

不過這份愛,使托馬斯面臨困境。

對特麗莎而言,性怎能獨立於愛之外,怎能只是逢場做戲的樂子,不愛怎能作愛?

她無法忍受他繼續好色。而舊情人這邊,也開始怨他偏心。

過去穿梭身邊的女人知道他誰也不愛,所以沒人吃醋。但如今托馬斯心有所屬,她們便因著「只能在下午、不能在晚上」這種被貶低的區隔而離去。人常是如此,肉體交合後便渴望排他,何況是被不公平的對待?就算是薩賓娜,瞥見他作愛中還看錶怕太晚回家時,不也惱的偷藏了他一只襪子出氣?其實托馬斯自己何嘗不然,當特麗莎在酒吧中和其他男人開懷跳舞時,他同樣是沒來由的感到忌妒。(這就好像贊成一夫多妻的人,心底深處卻弔詭的無法贊成一妻多夫。)蘇聯入侵後,兩人逃到日內瓦。托馬斯依然故我,性歸性,愛歸愛,這造成了特麗莎很大的心理負擔。

到這裡為止,電影所講述的人物並不特殊,離「痴心女愛上負心漢」這類在巷口租書店就可以讀到的小說情節並不太遠。但接下來,卻翻出了不凡的愛。

先是特麗莎。她決定回布拉格,只留了張字條給托馬斯:

「我知道我應該幫你,但我做不到。我不但沒能協助你,還成為你的負擔。生活對我而言非常沉重,對你卻是那麼的輕。我無法忍受你這麼輕、這麼自由。我不夠堅強,在布拉格我只需要你的愛,在瑞士我卻要依賴你的一切。假如你遺棄我,我該怎麼辦?我是軟弱的,我要回到軟弱者的國家。」

特麗莎感到無助。

離鄉在外,匆促間找不到喜歡的工作,而且她也無法改變托馬斯。在性這件事情上,她是完全孤獨、被甩在一邊的。留在日內瓦,愈來愈讓她感到空虛、迷惘,那是生命中一種活不下去、難以承受的飄浮感。她決定從惡夢裡走出去,不再讓愛情傷害自己。這一刻,她已不是瘋狂尋找愛與依賴的傻丫頭了。她說自己軟弱,但她已在嘗試堅強,因而她想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、熟悉的過去,那兒讓她感到安全。不過回布拉格,幾乎是一個自毀性的決定。她有攝影天份,但不肯接受花卉或模特兒的拍攝工作,寧願待在家裡。可是她怎麼知道,回布拉格會有更好的工作?如果依然只能當服務生,或同樣只能拍攝花卉或模特兒的話怎麼辦?她不辭而別,負氣而走,對托馬斯會產生什麼影響?這些事,她可能都沒有考慮。她已走到崩潰邊緣,只急切的想一刀把自己劃到一個沒有托馬斯的世界去,重新開始。

布拉格的春天 2

托馬斯簡直不能相信特麗莎走了,他的心情可想而知。接下來幾天,他一個人到酒吧喝酒、在書報攤和逛街的女人眉來眼去、到湖邊餵餵鵝。但不久,他就決定拋下一切回去找她了。這對他是個極其難為的決定,也從這裡可以真正看到這個人的秉性。

♦生命中不可承受的巨大壓力

為什麼托馬斯要回布拉格?

只是因為妻子走了,所以作丈夫的要義務去追?

不是的。日內瓦頂尖醫生的社會地位,可以確保生活無虞的經濟條件,他都不在乎了?

為什麼托馬斯敢回布拉格?

匈牙利殷鑒不遠,何況離開之前,他也親眼見到俄共四處抓人、審問逼供的凌厲手段。進了祖國,就是進了鐵幕,與外界音訊隔絕。看不到出路,全是他厭惡、充滿媚俗的嘴臉。為什麼回去?他一定也想過不回去,重回單身漢的日子。找看上眼的女人上床,心裡不再有疙瘩,不必怕她知道、怕她哭鬧,不用再哄著勸著使她平靜。從此陽關道獨木橋,一切重回自由自在。然而,托馬斯這個遊戲人間的浪子卻再也做不到了。

那種「甜美的生命之輕」、「生命中樂此不疲之輕」,頓時變成了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」。

以前的「輕」,他如魚得水。

現在的「輕」,卻徹底把他擊倒。

他彷彿在黑暗中被特麗莎孤零零的雙眼注視著,而那樣的注視比什麼都難熬。他回去,不是浪漫的衝動,而是認真思考後的結果。回國之前,他就預知了美好的前途會像被邊防扣去的護照,明明是他的,卻永遠討不回來了吧!但他不怕,因為愛,因為他彷彿看到了她寫道別信時顫抖的手。

托馬斯不能忍受她因他而流落在外,這比佔領布拉格的五十萬大軍還讓他難以忍受。

這是世間難得的真情,是一段真愛的追尋。世上有多少人能像托馬斯這樣不計後果的衝回去?從一個有發展、有遠景的先進世界,衝回一九六八年被俄共挾持了土地與思想的落後故鄉。

果然。

當人的心靈真正有愛,真懂得愛的時候,內在不可遏止的、敢於反抗一切的力量就出現了。即使為愛而死,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電影就用「心的力量」,來對照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」:當人沒有愛的時候,生命沒有負擔。愛怎麼活怎麼活,愛怎麼玩怎麼玩,完全沒有顧忌,人可以變得比空氣還輕。然而當真愛顯現,為了包容,為了付出,人反而覺得肩起了千斤重擔。但那才是真實人生的開始。生命存在的意義,使生命有了重量、有了重心。

我愛,故我在。

不過,托馬斯始終戒不掉女人。

對特麗莎而言,這是長在心窩裡的某種潰瘍,隔一陣子就要痛。有一回,她決定也學著背叛。她有如接受托馬斯信仰般的、允許某個陌生的工程師強暴她的身體,藉此體會不忠,為心裡的混亂找出路。但她毫不快樂。

最終,特麗莎也反省了兩人間的愛。當愛犬病危時,她感慨的對托馬斯說:

「我被迫去愛我媽媽,但我沒有被迫來愛這隻狗。你知道嗎?也許我愛牠更甚於愛你。不是量比較大,而是方式比較好。因為我不忌妒牠、我不希望牠與眾不同、我也不指望牠有任何回報。」

生命無法逆轉、無法假設。當初特麗莎如果不回布拉格,而是在日內瓦耐心的找工作,後來兩人的遭遇會不會好些?

如果,托馬斯偶然間徹底改了他看待性的調調?

或是托馬斯沒有回去找特麗莎,而是男女各自嫁娶,等二十年後柏林圍牆倒塌時再因緣重逢,那又是什麼滋味?

這些,不會有人知道答案,連上帝也不知道。因為人生只有一回,無法把可能的狀況都活過一次之後再選。人只能當下作判斷,起手無回。不過,托馬斯顯然沒有後悔。雖然他被迫作不成醫生,連洗窗工人都作不成,但他是開心的。

生命的最後一幕,他輕鬆的駕著卡車,特麗莎依偎吻了他。她問:「你在想什麼?」托馬斯悠悠的說:

「我在想,我是多麼的快樂。」

抉擇,不後悔,然後享受了愛。

托馬斯從來沒有說:「都是被妳這掃把星害的,為了妳,我的前途全毀了。」

特麗莎也沒有說:「你活該,這是姦夫淫婦的活報應、現世報。你走啊,我沒有叫你回來,是你自己要回來的,不必賴到我頭上。有本事你現在就走,走了我耳根子清靜。」然後兩人從此分房而居,或是一巴掌打過來大家扭成一團。他們之間,不是這種台灣習見的八點檔劇情。

這份愛也許不夠完美,彼此相絆、彼此背叛、彼此誤解,但彼此都珍惜。

再拿薩賓娜來對照,托馬斯這個人的形象就更清楚了。

他倆原先都是不肯對任何人、作出任何承諾的人。薩賓娜笑托馬斯害怕女人,其實她也同樣害怕男人。所以當弗蘭茨下定決心、離開了妻子、前來與她廝守時,她流下了感動的眼淚,緊緊抱住他。她還曾對托馬斯說,弗蘭茨是她所遇過最好的男人。然而,她最終退縮了,而且是無聲無息不知所蹤的消失。因為弗蘭茨作出承諾,但她作不出。他的愛使她感到沉重,而她不要沉重。這和托馬斯恰恰相反。有句諺語說:「生命誠可貴,愛情價更高,若為自由故,兩者皆可拋」。對薩賓娜而言是如此,但對托馬斯來說,自由卻遠不如一份關鍵的愛。他寧可置身白色恐怖中,寧可忍受各種外在加諸的限制,但他不願意丟失對特麗莎的愛。

♦真愛與媚俗

這部電影的主線講「真愛」,副線講「媚俗」。

俄共控制政局之後,力量開始透過整個政府組織向社會各階層滲透。他們把一個個異議份子鉅細靡遺的揪出來,雖然沒有像中國大陸同時間進行的文革那樣把這些人鬥垮鬥臭,卻是恩威並濟的讓這些人徹底軟弱下去。從人情、利益、色誘,多管齊下。抓住把柄,讓人乖乖聽話,永遠抬不起頭來。這對生活在今天的台灣,經歷了國民黨與民進黨統治時代的人應該不陌生。統治者一坐穩江山,凡居社會要津者都必須表態,必須調整自己言論,必須明示或暗示的向權力者輸誠,表達「我是你的人馬、你是我的主子」以換取存活空間與「麻雀變鳳凰」的恩賞。

電影透過了「媚俗」這個角度,指出專制政治的體制下人們性格的扭曲。

托馬斯回國之後,來勸他向當局簽署自白書認錯的人,正是過去一起在酒吧裡批駁時政、鼓勵他把意見發表出來的主任。坐在列寧與俄共總書記的玉照前,主任如今顯得慈眉善目而一臉無辜,他是這樣微婉解釋的:「我真的不喜歡這樣作,也不應該非來勸你不可。別誤會,這可不是公開聲明書。他們只是一群龜毛的官僚,而且也答應我不會把你簽字的文件洩漏出去。我需要你,希望能留住你。你既不是作家,也不是民族救星。你是醫生、科學家。你以前寫的文章對你哪有什麼重要性呢?」托馬斯不假辭色,當面就澆了他一桶冷水:

「沒有比這個更不重要的。」

自白書不重要嗎?當然重要,這是兵家必爭之地。當局知道,托馬斯知道,主任也心知肚明。

一只區區的自白書,是當局檢驗忠誠度的試紙,也是插在自白者人格上的凱旋國旗。

這就像在薄冰的湖面上只要能狠狠的踩出一道裂痕,其他就不攻自破了。托馬斯意識到,醫院裡的同事可能大半都已簽了這類文件。他們迫於壓力,不得不向當局屈服。本來嘛,人在屋簷下誰能不低頭,一張紙又算得了什麼?但此刻托馬斯的出現,就像遺落的良心與羞恥突然閃現。他們竊竊觀望,想知道托馬斯會不會成為自己人。他簽,罪惡感就解除了。他不簽,將來見面得保持距離,提防惹禍上身。托馬斯最後是拒絕了,像拒絕「和作愛後的女人過夜」一樣,他不肯作出任何違反心意的行為。當然,他付出了別人不敢付的代價。

電影就從這裡來闡明,俄共對整個社會所造成的最大傷害,並非共產主義本身,而是共黨統治下扭曲掉的人心。它教會群眾掩藏真心、虛偽的苟活。它教會群眾一起諂媚、一起鄉愿、一起合理化自己的懦弱,一起讓良心的愧疚在「別人也是這樣」的集體意識中分擔、消減。這就是托馬斯所說的:「懦弱,慢慢變成了生活的規範。」而人的思考能力,也就像棄而不用的肌肉組織,漸漸萎縮、退化。於是,當某一天共黨離去時,已經不能思考的群眾怎麼走向未來?他們只能等待下一批懂得操作「媚俗」的「媚俗者」的支配。

這不像極了今天的台灣?以前用戒嚴和高壓,現在用口號和夢想。

最暗的黑和最亮的光,同樣讓人看不見。坦克封了嘴巴,而媚俗封了眼睛。

這不折不扣是個悲劇故事。一個對人生有堅持的人,卻被逼向死路,逃不走,躲不掉。然而,托馬斯清楚自己,對自己要的東西有覺醒,因而他敢於愛、敢於惡。這就是以前人說「仁者,愛人」「唯仁者能好人,能惡人」的道理。在愛中,他選擇承擔。在畸形的社會中,他選擇保有自己一丁點的獨立性。雖然他因此失去了一切,承受了所有的束縛,但他的心靈卻走向了最大的自由。

原來,自由的反面是媚俗,自由的反面是逃避。

英文片名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(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)
出品年代 1988年
故事地點 捷克
導演 飛利浦‧考夫曼(Philip Kaufma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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