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不是一個抗戰的故事,
這只是一個淪陷的故事。
悽厲的災難震撼一時,
平靜的災難震撼永遠。

~羅蘭《飄雪的春天》卷頭語

一八六一年林肯就任為美國總統後,南部各州自組邦聯,內戰爆發。密蘇里和堪薩斯這兩州,正好處於南北方的交界地帶。在邊境上,親南方的支持者組成了游擊隊與北方作戰。這場戰事,於是從軍隊之間延燒到鄉親之間。

傑格是個德裔的年輕小夥子,和傑克是一對哥兒們。他的父親反對蓄奴,本想送他離開,沒想到局面有變。北軍游擊隊趁夜來襲,縱火燒了傑克的家,殺了他父親。傑格在慌亂中救出傑克,兩人便相偕投入親南方的游擊隊。

與魔鬼共騎,講的就是傑格與這群游擊隊的故事。他們善於騎射又神出鬼沒,被親北方的人稱為「魔鬼」。

不過這部電影並非在講述內戰中的兩軍對陣(如《蓋茲堡戰役Gettysburg》Ronald F. Maxwell,1993年),也不是在講兒女情緣(如《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》Victor Fleming,1939年)、種族偏見(如《光榮戰役Glory》Edward Zwick,1989年)、人性傷害(如《冷山Cold Mountain》Anthony Minghella,2003年)、將帥心懷(如《戰役風雲Gods and Generals》Ronald F. Maxwell,2003年),而是透過年輕人在看整個世道的變化。南北戰爭當然是對美國影響深遠,但對平民百姓呢?對傑格、傑克這些對時代全無左右能力的小卒呢?

戰爭總是殘酷的。傑克的父親因為主張蓄奴,引來殺身之禍。小店老闆因為開店讓北軍休憩,被游擊隊斃於槍下。傑格好心放走一個舊識的北軍俘虜,沒想到他回去便揪了傑格的父親出來報復,將之凌遲至死。除了戰爭,還有什麼時刻可以讓暴力與愛國、慈悲與自殺靠得這麼近?

故事的情節集中在兩件事上。一是「游擊生活」。

冬天漸漸來臨,游擊隊決定化整為零各自過冬。於是傑格、傑克、喬治、丹尼爾四人,在某個親南方家庭的協助下藏匿山中。丹尼爾是黑人,雖已非農奴,但他仍視舊主人喬治為名義上的主人。這段時間,傑克並與年輕寡婦蘇莉有了戀情。可是不久,這個提供庇護的家庭被北軍偵知,當家的老父親立刻遭到槍決。為了報仇,眾人尾追北軍。混戰中,傑克受傷致死。

接著是「屠城」。

游擊隊因細故進犯北軍掌控的勞倫斯城,四處縱火。當時城中沒有駐軍,只有市民。但游擊隊不分青紅皂白,見了男人就殺,連孩童也不放過。北軍隨後強力追剿,游擊隊潰不成軍,喬治戰死。傑格與丹尼爾逃出重圍,躲進蘇莉所在的農莊,最後與她結為夫妻。

南北戰爭,後來北方打贏,結束分裂統一全國。這場勝利,除了軍事與經濟的因素外,導演還藉著那位老父親說出了北軍致勝之道。他是這麼說的:

「看北方人建造勞倫斯城時,我看到了他們也種下了南方毀敗的種子。我不是指人數多寡,也不是指廢奴運動,而是指蓋學校。他們還沒建教堂,就先蓋學校,然後讓每個裁縫的兒子、每個農夫的女兒讀書識字。這對拿鋤持槍是沒有幫助,但他們讓兒童進學校,因為他們相信:所有人都應該和他們有同樣自由的方式去說、去想,不受任何風俗、禮教、出身的束縛。他們會贏,因為他們要人人的生活和思想自由,就像他們一樣。我們不在乎這些,所以會輸,我們只顧到自己。」

這段話很有意味,特別是從南方人的口中道出。這位老父親是堅定支持南方的,兒子為此陣亡,自己也因此橫死,但他認識到支撐在北方槍砲後面的力量。那是一種號召,一種銳意革新的氣魄,不單是針對黑人的人身解放,而且是針對白人的心靈解放。那雖仍是個槍桿子出政權的年頭,但新的時代精神已卓然成形,那就是自由與人權。此為繼承開國獨立運動而來的精神,但觸及面更深、更廣、更強大。追求自由的信念,不僅要從被殖民者傳向殖民者,從平民傳向貴族,從貧者傳向富者,而且要從上一代傳向下一代。人身自由重要,思想自由也重要。不論南方堅持祖先的傳統如何,若是違背自由就必須放棄,這是北方高舉的道德旗幟。

這個「將個體自覺置於群體傳統之上」的信念,如同一份「六經皆我註腳」的宣言,從此成為民族精神。雖然,北方人這層心靈的覺醒力只是曙光,沒有繼續分享給印第安人(譬如1887年通過土地法案,讓開發西部者易於巧取豪奪),後來也沒能落實到國際政治(譬如1898年美國發動對西戰爭,隨而積極攫取拉丁美洲與遠東太平洋區域的地盤),仍是一種「白人算、黑人算、紅人不算、出了國門也不算」「有時當真理,有時當工具」的「普世」價值,但它畢竟響徹了寰宇。

以一次大戰的《十四點原則》(Fourteen Points)與二次大戰的《大西洋憲章》(Atlantic Charter)來看,這兩份在關鍵時刻帶給天下人希望的文告,均是在此餘緒中衍生的。換句話說,北軍所揭櫫的價值,確是在二次大戰後隨其盛大的國力而傳揚四海,促成了全世界各民族的連鎖反應,進而撼動了所有的舊文明。想想看,今天地球上還有多少人不認為受教育比拿鋤頭、持槍桿重要?

傑格也在這個影響中。他在戰爭中成長,也在對自由的體會中成長。

他本來只是個十六、七歲的農場男孩,卻陰錯陽差的捲入戰爭。他不是為了蓄奴或廢奴而戰,他只是為了朋友。然而,這一捲入就脫不了身,他必須學著在血腥中活下去。若是沒有戰爭,他可能如他父親般作個長工,或是存錢買個農場經營。衝著友情,他變成亡命之徒,但最後保不住朋友,還間接害死了父親。屠城時,他為了一對無辜父子和隊友結怨,險些死於冷槍之下。

這就是戰爭的面目:善人不得善終,善因結出惡果。

然而,這些由命不由人的遭遇,也鍛鍊出他的成熟。當游擊隊殺紅了眼,還自認為是伸張正義時,他冷眼旁觀,救他能救的。當他和蘇莉在樹林中與仇家狹路相逢時,他沉著應變,及時保住了全家性命。最難能可貴的,是他還放走了仇家。他寧願賭上一條命,也要帶著不肯放棄的慈悲心活下去。他不再是冷血的游擊隊,他看透了「南軍殺北方狗、北軍殺南方狗」這種無謂的仇恨,勇敢的從「不是你死、就是我亡」的恐懼中走出來。他只想帶著傑克的孩子、帶著蘇莉一同離開家鄉,遠遠的到加州重新開始生活。

與魔鬼共騎 1

丹尼爾也是一樣。

這分明是場解放黑人的戰爭,他卻偏偏加入南軍。他並非為了南方的訴求而戰,他單純是為了還一份情。因為喬治一向以禮相待,卻被北軍抄家滅門,於是他捨身以報。所以當喬治戰死,他說他反而感到自由。因為他不再為任何人而戰、為任何人而活,也不再覺得這場戰爭和他有絲毫干係。「海上風濤闊,扁舟好自持」,他要去找回母親,從此要過屬於自己的人生。

與魔鬼共騎 2

北軍倡言的自由,是從外在加諸的。

而傑格和丹尼爾所感受到的自由,是內在生發的。

兩人的身分在南軍中是異類,因為德裔和黑人按說都是傾向北軍的。正因為這種邊緣者的處境,所以當他們真正在乎的朋友一死,「到底所為何來」的荒謬性立刻凸顯。一種理性的力量被反省出來,改變了他們。事實上不僅他們變了,蘇莉也變了,變得前倨後恭,能平等對待丹尼爾。農莊的白人也變了,變得肯與黑人同桌吃飯,肯替黑人收拾餐盤。見微知著,南方的社會已然不知不覺的變了。戰火肆虐下,生死都看開了,還有什麼不能看開,還有什麼傳統非堅持不可?這股巨大的反省力源於北方,橫掃南方,不僅來自外部,也起於內心,美國的民族精神自此而清明、凝聚、壯大,成為日後社會進步的原動力。

這是這場內戰在國家層次上的意義。

不過,並非任何戰爭都能找出如此正面的意義。在小說《水滸傳》中,政府的不義逼使一百零八條好漢聚義梁山泊。然而結黨之後,帶頭的人識短器小,拿不出經綸大計來扭轉社會病象,便據地為王成了游擊隊,只巴巴的盼著在既有的政壇中擠上一個位置。最後在權力鬥爭中,理想變成空想,好漢逐一滅亡,而國家原可賴以復興的生機也隨之斷折。在電影《悲情城市》(侯孝賢,1989年)中,二二八的槍彈使政府走上更雷厲、人民走上更聾啞的窄路。扁掉的理性,也預告了四、五十年後台灣將陷入的泥沼。解嚴前是不准理性,解嚴後是不要理性。政黨間纏鬥反撲,要拉幫、要結派、要牽兄弟、要搏感情、就是不搏理性,就是不要人民思考。未來台海如果大戰,總統府也許變成美軍司令部,也許變成特區政府辦公室,這難以預料。但司令部或辦公室轄下的這兩千三百萬人會活出如何的文化、闡揚如何的文明,卻已經可以預料。

至於內戰在個人層次上的意義,依導演自述,實為一場「內心的戰爭」。南軍勝或北軍勝,對傑格和丹尼爾的差別並不大。烽火硝煙之後,對國家民族再崇高的意義都將遠離個人。這其中真正沉澱的、真正切身的,是它打開了人的內心桎梏,讓一個渺小的人堅強地走過一個複雜的時代。正如作家羅蘭在經歷抗戰之後的回顧:

「現在,當我擱下這支為我用慣的筆,
靠向椅背,面對滿室空寂,

仍彷彿聽到遠遠傳來歲月的濤聲,帶著沉雄的迴響,
向我敘說它們的感慨,
告訴我時間的去處,宇宙的遼闊,與個人生命的渺小與蒼涼。」

這是最大的、也可能是唯一的意義。

英文片名 Ride with the Devil
出品年代 1999年
故事地點 美國
導演 李安(Ang Le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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