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百擊,語出法國諺語,有「荒唐不羈、任性而為」的涵義。在中文裡,與「慘綠少年」代表的語意相近。這部電影以此為名,藉以記錄一個國中生,如何經歷了他十二、三歲那段懵懂而坎坷的歲月。

少年是私生子,從小託人寄養,八歲才回到母親身邊。他知道自己不受歡迎,因為母親常對他大吼小叫。一下罵他是謊話胚子,一下要趕他去孤兒院。這種不被在乎的親情關係,催化了少年成長中的自我意識,使他早熟而易感的心充滿了孤獨不安。母親與他的距離,無形中也擴大成世界與他的距離。

他的國文老師更糟,完全視他為無可救藥的叛逆份子。東也錯,西也錯。做錯了處分,沒做錯也胡亂處分。既不分青紅皂白,也不管輕重。在少年眼中,老師等於學校,學校等於沒有用又毫無趣味的地方。

繼父不討厭他,卻少了耐性。好的時候哥倆好,生氣時就反射性的發怒,常常不知不覺傷了孩子的心。像是少年逃學,繼父到學校查情。可是他連話都還沒問一句,就當著全班的面就賞了少年兩記耳光。這兩耳光,幾乎斷了父子之情。又有一次,少年想爭取作文成績,突發奇想的點蠟燭祭拜文豪,險些釀出火災。繼父氣急之餘,孩子講的實話一句也聽不進,只是撂下狠話要把他攆出家門,丟給軍校。

四百擊 1

幾次挫折下來,少年變得孤僻而自我放逐,開始逃家甚至行竊。於是他就從警察局、法院,被送進了感化院。少年畢竟是少年。當他被送上囚車,看著眼前點點滴滴逝去的街景、人群,他落下了淚。然而,感化院裡的教育並不比學校寬容。而來探望他的母親非但沒有鼓勵他,還一味諷刺,甚至表態不要他了,隨其自生自滅。

走到這一步,究竟是誰的錯?

導演以一種非常冷靜、不動感情的旁觀者角度,緩緩的陳述這段經歷。母親、繼父、老師、同學、法官、以及少年自己,每個人看是都只錯了一小點,卻集合成對少年人格與生活的巨大扭力,偏轉了他往後人生的方向。

國文老師不是一個懂教育的人,他的愛淹沒在氣憤裡,因為他對自己的權威受挑戰而耿耿於懷。母親愛的能力不足,因為她不快樂。一不快樂,就想到兒子是綁死自己的拖油瓶、討債鬼。繼父的愛無法持續,因為沒有機會細心傾聽。少年宛如一面鏡子,成人的種種真面目、真狀態全映在他心底。就像劇中,母親明明外遇,卻以加班為由遲歸。這時下廚的繼父,還唸著「要多體諒、多孝順母親」的大道理。少年忍不住大笑後選擇裝蒜,沒有戳破謊言。成人世界的心口不一,他心知肚明。在他心中,像是有兩股力量在較勁。一個是來自家庭、學校、社會的壓迫性力量。一個是他不肯服輸、拚命要找出口的熱情。就是這兩股力量,貫串了這部片子。

從行為上看,少年四處遊盪,翹課去遊樂場、打彈珠台、性的事情也顯得「頗知一二」。除了這些和尋常「壞囝仔」相同的模式外,他其實對小說、電影已經展現了特出的興趣與能力。他記得住讀過的文句,說得出觀影的心得,對人間百態初初有了感覺。這是他的天賦,是屬於他的力量,可惜無人察覺。而且,這世界是鐵了心要與他作對,讓他事事不對勁。沒有人關心他,也沒有一件事讓他能高興努力的去作。

兩股力量持續鬥著,最後,少年輸了。

不過,電影並沒有在這裡結束,接下來是導演真正開始表達他自己的立場。我們不妨反過來想,如果導演不想凸顯個人意見,他可以在少年接受心理訪談後,或是他母親來訪後,用一個仰角鏡頭結尾,簡簡單單把觀眾的目光帶向感化院圍牆外的藍天裡。或者,像台灣九O年代電影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(楊德昌,1991年)裡,導演是以「獄警把探監同學送來的錄音帶丟進垃圾桶」作結。另一部《愛情萬歲》(蔡明亮,1994年)裡,是以「怎樣都得不到愛的人不能自已的哭」作結。前者,意味著「青春的葬送」。後者,意味著「受傷者的寂寞心靈」。

這位導演不然,他是傾全力的去刻畫「少年心中那股不安的力量」。

一個本質上只是幾秒鐘的鏡頭,卻拉成長達四分鐘的片段,導演的用意不言可喻。少年溜出感化院,在警哨聲中狂奔。他想逃離這世界,逃離所有加諸於身上的不公平。少年不停的跑,影射著他漫無目的、不知何去何從、不知為何變成如此的心靈。攝影機跟著他跑,我們也無法自外的跟著他跑。他想去看海,因為那是代表自由、對他沒有傷害的美麗角落。當然,他逃不掉,逃不掉錯誤行為所必須承擔的代價,但圍繞他身邊的成人,又怎麼逃得掉疏於教育的責任?

最後一幕,是少年充滿無助、徬徨、畏懼的回頭一眼。這鏡頭如迎面一鞭,熱辣辣的,把觀眾的思緒完全定格在這一聲質問裡。怎麼回事?有誰能救他?怎麼救?

四百擊 2

孩子透過成人來認識這世界。當成人放棄孩子,放棄了他的熱情、放棄了他對人生應有的憧憬,那麼孩子有一天就會放棄這個世界,用忿忿不平回饋這個無聊又無情的世界。

青春,是一段攀登岩壁的繩索。想登上頂峰,得花不少功夫爬。但若要摔下去,只需讓他放手。

法文片名 Les Quatre Cents Coups
英文片名 The 400 Blows
出品年代 1959年
故事地點 法國
導演 法蘭索瓦.楚浮(François Truffaut)

附註:

作家黃春明在回憶國中生活時,有和劇中少年相近的遭遇,只是他遇到好老師。原文出自《黃春明給台灣孩子的一席話》,節錄如下:

……我這麼叛逆,怎麼沒有變成壞孩子呢?因為文學救了我。

初中二年級的時候,我的作文寫得比其他同學好,有天老師把我叫去,跟我說:「黃春明啊,作文要好,不可以用抄的!」我說:「我沒有抄啊!」我跟老師說,不然妳再出一個題目,我重新寫,這樣妳就知道我沒有抄。老師想了想,出了一個題目叫「我的母親」。我說不行啦,我媽媽在我還沒八歲就過世了,我對她只有很模糊的印象,怎麼寫?老師說,那你就寫「很模糊的印象」啊。

我回家之後很懊惱,一直想「很模糊」,要怎麼寫?我又不能寫我媽媽長得很漂亮、有長長的頭髮、紅色的嘴脣這些。所以我就很誠實的寫,媽媽死了之後,弟弟妹妹哭著要媽媽,我的阿嬤就說:「你們媽媽已經到天上當神了,我要去哪裡找媽媽給你們?」聽到阿嬤這麼說,我有時想起媽媽就會往天上看。結果,我有時看到星星,有時看到烏雲,就是沒有看到媽媽。

作文交上去之後,老師跟我說:「黃春明,你寫得很好。」老師抬頭時,我看到這位二十六歲的女老師眼眶紅紅的。為了鼓勵我多閱讀,這位老師送我兩本書,一本是沈從文的短篇小說集,一本是契訶夫的。

這兩位作家,作品中常會描寫貧困的、不幸的小老百姓,也會寫可憐的小孩,我看著看著就哭了起來。我以前常常覺得自己沒有母親很可憐,有時會躲在棉被裡哭。看了老師給我的小說,為了書中人物不幸的遭遇,我難過得哭了起來,但說也奇怪,從此以後,我再沒有為自己的任何不幸遭遇而哭過,也就是說,我不再自憐,不再自己可憐自己。……

一個老師對學生影響多麼巨大!